書法研究丨前人對《張遷碑》的懷疑

正文
前所撰文曾談到，顧炎武首先對《張遷碑》提出質疑。顧氏之後，仍有許多學者懷疑此碑，隻是由于年代懸隔，現在已難以一一指證。乾隆年間的金石學者牛運震在《金石圖說》卷一說：

《白石神君碑》、《張遷碑》,昔人皆以爲僞也。或曰魏人翻舊碑爲之，綜其實，不然。 從牛運震的語氣來看，懷疑《張遷碑》在乾隆之前是很普遍的看法，因此，牛運震覺得根本沒有必要提出這些“昔人”的具體名字來。金石學者往往不免佞古，一件石刻初出土面(miàn)世之時，通常還有人敢于提出質疑，而随著(zhe)時間的推移，質疑的聲音就(jiù)漸漸消沉下去。

《張遷碑》即是如此。乾隆以後，随著(zhe)《張遷碑》逐漸奠定了自身在漢碑和漢代書法藝術史上的經典地位，懷疑《張遷碑》的聲音漸漸消失，乃至被(bèi)主流的觀點所淹沒。除了《漢代石刻集成(chéng)》一書提到《張遷碑》被(bèi)疑爲重刻的舊事(shì)之外，今天流行的各類著作提及《張遷碑》時，對這一段舊案基本上都(dōu)閉口不談。

事(shì)實上，除了前文提到的顧炎武、林侗、萬經等學者之外，就(jiù)目前已見文獻來看，清代至少還有數位學者對此碑提出懷疑。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二就(jiù)提供了兩條重要線索。其一爲： 方綱奉使江西、廣東，往返四過東平，而不得一觀是碑。己亥秋，奉使往江甯，歸途于十月二日曉發東平，入州學，獲觀是碑。碑在明倫堂西階下，磚亭覆焉，頂圓，下無龜趺，中無穿(牛氏《圖》:碑之四旁有螭繞之，今磚砌不見)。……在江甯時，汪君庸夫持舊拓殘本來，謂今碑是重刻。予以今本對之，實是一石，豈以其無穿疑爲重刻乎？必因顧甯人之語傅會爲之耳。既得親見原石，作歌記之。是冬還都(dōu)，而揚州羅兩峰以所藏舊拓本見贈，并爲予繪《觀碑圖》雲。

翁方綱第一次見到《張遷碑》原石，是在己亥年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他看到的碑石，就(jiù)是汪庸夫認爲是“重刻”的“今碑”。通過今本與舊拓的比對，翁方綱認定二者同出一石，不存在“今碑是重刻”的問題。那麽，汪庸夫懷疑“今碑”是重刻究竟有什麽根據呢？汪庸夫似乎并沒有向(xiàng)翁方綱明确說明，所以，翁方綱隻能(néng)猜測：“豈以其無穿疑爲重刻乎？必因顧甯人之語傅會爲之耳。”

這裏實際上提出了兩個問題：汪庸夫肯定是受到顧炎武的影響，才懷疑今碑爲重刻，此其一；此碑無穿，這可能(néng)是汪庸夫懷疑其爲重刻的根據，此其二。從有關文獻著錄和各種流傳拓本來看，《張遷碑》确實并無碑穿，但衆所周知，漢碑有的有碑穿，有的無碑穿，這是關于漢碑形制的常識，《兩漢金石記》的作者翁方綱不可能(néng)不知道(dào)。換句話說，有無碑穿并不能(néng)作爲判斷此碑是否重刻的依據。 如果“無穿”可以作爲懷疑此碑重刻的證據，那就(jiù)必須有這樣的前提：要麽汪庸夫對漢碑形制缺乏常識，乃至無端生疑；要麽汪庸夫見過有穿的《張遷碑》,或者他的舊拓所反映的《張遷碑》就(jiù)是有穿的。可惜由于材料限制，對這一問題的探讨無法深入下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由此确認，汪庸夫是認爲現存《張遷碑》出于重刻的一位學者。《兩漢金石記》卷十二又雲：

碑雲：“治京氏易”,而朱竹垞《經義考·承師門》以歐、趙、洪氏所弗逮，遂不之及也。愚已載入《經義考補正》卷中。

《曝書亭集》卷四十七有《漢蕩陰令張遷碑跋》,可以證明朱彜尊看過《張遷碑》。而且，在這篇跋語中，朱彜尊就(jiù)碑陰題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碑陰率錢從事(shì)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範巨、範成(chéng)、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 韋叔珍之類的二名究竟是名還是字，這個質疑是否能(néng)夠成(chéng)立，可以暫置不論，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朱彜尊對《張遷碑》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另一方面(miàn)，朱彜尊作《經義考》之時，十分注意使用包括漢碑在内的石刻文獻材料，書中引證了《劉寬》、《劉熊》、《衡方》等諸多漢碑，卷一百七十一甚至還據《隸釋》援引《嚴訢碑》以考馮君《嚴氏春秋章句》。

然而正如翁方綱所指出的，朱彜尊在《經義考·承師門》中卻沒有引證《張遷碑》中的相關材料。這究竟是什麽緣故？難道(dào)真的如翁方綱所說，是因爲歐陽修、趙明誠、洪适等人沒有提及此碑，所以朱彜尊對其真僞有所懷疑？聯系到朱氏在碑跋中對此碑提出的若幹質疑，我以爲，朱氏此舉并非偶然疏忽，而是有意爲之的。換句話說，他對《張遷碑》采取這種有所保留的阙疑态度，是學術上審慎态度的表現。

如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二所言，《張遷碑》确實有舊拓本和新拓本的問題。都(dōu)穆自稱得自文徵明家的拓本阙五字，而且沒有碑陰和碑額，從年代早晚來看，顯然應該屬于舊拓本。後來，全祖望所見拓本亦沒有碑陰，很可能(néng)也屬于這個舊拓本系列。而朱彜尊、盧文弨見到的則是碑陰和碑額俱全的拓本，應屬于新拓本。更不同尋常的是，在盧文弨所見拓本中，“都(dōu)氏所雲阙者，今皆可辨”。 後出的拓本反而比先出的拓本内容更豐富、文字更清晰，這也應該說是匪夷所思的。除此之外，清代學者王念孫也曾提出《張遷碑》中有後人補刻痕迹的說法，詳見下文。

在“中國書法江湖”網站上，最近還有人提出《張遷碑》立碑時間上亦有疏忽，其所據乃是清人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五“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其記立碑歲月在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二月，蓋丙寅也。若唐鹿州寶室寺鍾銘雲：‘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雲雲，案是歲爲己醜，次年乃庚寅，而亦雲攝提，何也？”其實，這是一個誤會。《漢碑集釋》引《爾雅·釋天》雲：“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中平三年歲次丙寅，稱“歲在攝提”并沒有錯。有錯的是唐代的鍾銘，貞觀三年歲在己醜，不應稱“攝提在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