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史上的河東元素(上)

「本文來源：運城新聞網」

李廣潔

河東曆史悠久，文化積澱深厚，在曆史上産生過不少著名的書法家，出土、收藏了不少有影響的碑刻。清代金石學家葉昌熾有言“大抵晉碑皆萃于蒲、绛、澤、潞四屬”。四地之中，蒲、绛所在的河東名碑爲數不少，使中國書法史有了鮮明的河東文化印記。

漢魏北朝時期的河東書法
漢《建甯殘碑》（資料圖）

漢《建甯殘碑》，1976年出土于臨猗縣翟村漢丞相翟方進墓地中，現藏運城博物館。碑面(miàn)存刻文6斷行共54個字，完整可識有45個字，殘缺者9字，落款“建甯元年九月辛酉”清晰可見。建甯元年即公元168年，距今1850多年。該碑是建甯元年爲翟氏後代的一位官員所立，因碑文殘缺不全，文中有“绛邑長”與“遺愛”字樣，曾被(bèi)稱爲《绛邑長遺愛碑》。山西地區的漢代碑刻在北周時大多被(bèi)毀，隻有由蔡邕書丹的《郭林宗碑》碩果僅存，後來《郭林宗碑》不知所終。晚清金石學家葉昌熾斷言：“自是太行以西、潼蒲以東無漢刻矣。”《建甯殘碑》的出土填補了山西地區無漢碑的空白。該碑是山西現存最早的一通文字碑，碑文書體爲漢隸，個别字的筆畫有篆書的筆意。此碑字形方整剛健，典雅秀麗，體現了雄渾大氣的漢代書法藝術，雖爲殘碑，卻堪稱瑰寶。著名學者史樹青先生認爲該碑書體端正、結構謹嚴，書法水平高于傳世的著名漢碑《劉熊碑》。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河東安邑衛氏（其故裏在今運城市鹽湖區王範鄉）一門的書法影響極爲深遠，大江南北皆受其影響。衛觊是衛派書法的“祖師”，其書法與鍾繇齊名。衛觊的篆、隸、草，無所不善，小篆、隸書、章草皆被(bèi)張懷瓘的《書斷》列爲“能(néng)品”。康有爲評價衛觊的存世作品《受禅表碑》“鸱視虎顧，雄偉冠時”。該碑筆法方整，書風剛健雄偉，已不同于傳統的漢代隸書，證明楷書此時已開始萌芽。康有爲對衛氏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評價極高：“衛氏之法，幾如黃帝子孫，散布海宇于萬千年矣。況右軍本衛漪所傳，後雖改學，師法猶在，故衛家爲書學大宗，直謂之統合南北亦可也。”衛瓘是衛觊的兒子，是魏晉時期衛氏書派的關鍵人物，在這個書法世家中起(qǐ)著(zhe)承前啓後的作用。衛瓘的書法，以草書貢獻最大。他的草書，“采張芝法，取父書參之，遂至神妙”。他創新出一種介于草、行之間的書體——“行草”。王羲之的“今草”與衛瓘的草書存在著(zhe)繼承關系。衛恒是衛瓘的兒子，和其父親一樣擅草書，兼學隸、篆，所以他的草、隸、篆都(dōu)寫得極好(hǎo)。他的章草、草書被(bèi)《書斷》列爲“妙品”，隸書被(bèi)列爲“能(néng)品”。他著有《四體書勢》一書，是晉代最爲重要的書學著作，也是研究中國書法曆史的重要資料。衛夫人，即衛铄，是出身于河東衛氏家族的一位才女。她秉承家學，又博采衆長，諸體兼精。她曾師法鍾繇，擅楷書，尤擅隸書，後世贊其書法“如插花舞女，仙娥弄影”。衛夫人是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啓蒙老師。衛氏一門四代，前後傳承一百餘年，每代皆有名冠全國的書法家，在曆史上絕無僅有。

魏碑的書法藝術是在漢隸的基礎上發展演化而來，在中國書法史上居于承前啓後的重要位置。《密雲太守霍揚碑》，刻于北魏景明五年（504，景明五年實爲正始元年，應是正月立碑時尚不知改元而之故），1920年臨晉縣（今臨猗縣）霍村出土。碑文方整典雅，爲魏碑之佳作。該碑系北魏隸書，因刻于魏碑鼎盛時期，故凝聚了魏體書法的精華，堪稱稀珍。當代書法理論家祝嘉稱贊此碑“集南北碑之大成(chéng)，真神品也”。

刻立于北魏正光五年（524）的《趙猛墓志》，出土于永濟，現藏于永濟博物館。該碑在時間上與《張黑女墓志》接近，屬于同一時期的刻石，爲魏碑精品。在書法風格上，該碑的用筆方圓兼備，字形略扁，轉折處多用方筆，撇、捺等筆畫用筆圓潤，有靈動飄逸之感。《趙猛墓志》的刻立時間比《張黑女墓志》早7年，處于魏碑書法的成(chéng)熟期，其書法藝術價值可與《張黑女墓志》并論。《張黑女墓志》原碑早已不知去向(xiàng)，與其同一時期刻立、同一地域發現的《趙猛墓志》，就(jiù)顯得彌足珍貴。
出土于蒲州的《張黑hè女rǔ墓志》代表著(zhe)北魏書法藝術的最高水平。張黑女即張玄，其父曾爲蒲坂縣令而安家于蒲坂。張玄薨于蒲坂城建中鄉孝義裏，葬于蒲坂城東地之上。該碑立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已由初期魏碑的粗犷之風趨于風骨内斂、典雅秀美，被(bèi)譽爲魏碑絕品。清代書法家何紹基認爲，在所有的魏碑中，“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康有爲評價：“《張黑女碑》如駭馬越澗，偏面(miàn)驕嘶。”

刻立于北周天和三年（568）的《裴鴻碑》，現存聞喜縣裴柏村。碑文上半部由于風化剝蝕，字迹模糊，好(hǎo)在下半部多年埋在土中，字迹清晰可見。該碑書法穩健，剛勁有力，漢隸與魏碑合一，爲全國書法名碑。

刻立于天和五年（570）的《曹恪碑》，是谯郡太守曹恪的墓碑，原在運城市鹽湖區陶村鎮石碑莊，現藏于山西省藝術博物館。《曹恪碑》是北周碑刻的代表作品之一，《山右石刻叢編》評價曰“碑字秀拔”。其書法上承漢隸之餘韻，下啓唐楷之先聲，書法頗含隸意而古拙，是北魏到隋唐之際這一過渡時期的代表碑刻。《通志·金石記》雲：“山右碑版之最，以此碑及東魏（劉懿碑）爲最古。”（《裴鴻碑》的刻立時間早于《曹恪碑》，當時未發現《裴鴻碑》）《曹恪碑》爲國家文物局公布的書法藝術名碑，是研究我國古代書法藝術的珍貴史料。

隋唐時期的河東書法

《陳茂碑》刻立于開皇十四年（594），現存臨猗縣。該碑筆法方圓兼用，結字峻整，爲隋刻小楷精品，是全國首批書法名碑。歐陽修的《集古錄》贊譽該碑“字畫精勁可喜”。葉昌熾在《語石》中對《陳茂碑》評價很高，言其“楷書精妙，不減歐、虞”“《化度寺碑》已亡，隋碑以《陳茂》爲第一。”該碑已曆經1400多年，風化嚴重，上半部已經漫漶不清，近年雖然采取了一些保護措施，但還是有風化損壞之虞，應該移置于博物館中保存。 《大隋河東郡首山栖岩道(dào)場舍利塔之碑》（局部）

隋代的《大隋河東郡首山栖岩道(dào)場舍利塔之碑》，發現于永濟市韓陽鎮下寺村的栖岩寺，刻立于大業四年（608），現存于永濟博物館，因石質斑駁，碑面(miàn)細點密布，如“大珠小珠落玉盤”，點痕如魚子，又稱“魚子碑”。碑文以優美的詞句描述了蒲坂一帶的勝景以及隋朝建造栖岩寺舍利塔的經過。從書法上來看，它以魏隸爲基礎，結體工整，筆力遒勁，接近唐楷，爲隋代楷書精品。唐初歐陽詢的書體，與其一脈相承。據葉昌熾在《語石》一書中的記載，因爲栖岩寺在蒲州附近，交通方便，在清代晚期，不少以碑帖爲業的“碑估”，都(dōu)要到這裏拓碑。康有爲認爲該碑爲唐代歐陽詢《九成(chéng)宮醴泉碑銘》之先聲。

唐初的《裴鏡民碑》，貞觀十六年（642）立，李百藥撰文，殷令名正書，立于聞喜縣裴柏村晉公祠，是初唐名碑之一。殷令名是初唐著名書法家，宋趙明誠《金石錄》雲：“令名與其從子仲容，皆以能(néng)書擅名一時，而令名遺迹存者惟此碑耳。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惜不多見。”清人翁方綱《複初齋文集》：“是碑見于宋人《寶刻類編》，雲‘筆法精妙，不減歐、虞’。予初見此語，竊意唐初書脈宜藉此以尋源也。碑在山西聞喜，因托人拓之。其書能(néng)具永興（虞世南）、率更（歐陽詢）之秀色也。”楊守敬《書學迩言》對該碑評價極高：“初唐之碑，虞、歐而外，今存者以殷令名書《裴鏡民碑》爲最，《寶刻類編》稱爲‘字書精妙，不減歐、虞’，洵非溢美。”

裴守真，河東聞喜裴氏之後，宰相裴耀卿之父，唐初書法家。刻立于貞觀二十三年（649）的《李愍碑》（1954年出土于西安市東郊），由裴守真書丹。該碑書法以方筆爲主，既有歐陽詢之勁健，又兼有虞世南之遒麗，他將(jiāng)兩位書法大家的風格融爲一體，足見其書法造詣之高。

薛曜，蒲州汾陰（今萬榮縣）人，宰相薛元超長子，薛稷的堂兄。薛曜與薛稷的書法同一師承，皆學褚遂良，用筆瘦勁，結體疏朗，有挺拔之勢，比褚遂良的書法更爲險勁，亦爲初唐著名書法家。《夏日遊石淙詩并序》是薛曜的代表作。楊守敬《書學迩言》：“繼少保而特出者有薛曜，今存石淙詩、石淙詩序兩通。褚河南後，小變面(miàn)貌，而險勁過之，亦初唐一大家也。”
薛稷，蒲州汾陰（今萬榮縣）人，官至工部尚書、禮部尚書，加贈太子少保，人稱“薛少保”。他的書法繼承了褚遂良的風格，後世把薛稷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稱爲“初唐四大書家”。薛稷是唐初名臣魏徵的外孫。其外祖父家收藏書畫頗多，薛稷用心觀摩學習，對褚遂良的書法更是銳意學習。在學習褚遂良書法的基礎上，薛稷又有所發展創造，將(jiāng)隸書融入楷書，勁瘦中兼顧圓潤，媚麗而不失氣勢，形成(chéng)了勁瘦媚麗而又圓潤挺拔的風格。唐人說，“買褚得薛，不失其節”。唐張懷瓘《書斷》評其書法：“書學褚公，尤尚绮麗媚好(hǎo)，膚肉得師之半矣，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爲時所珍尚。”薛稷的書法碑刻有《升仙太子碑陰題名》《信行禅師碑》《涅槃經》等。《信行禅師碑》最爲著名，爲薛稷的代表作。史載薛稷曾經爲普贊寺題額，“普贊寺”三個大字各方徑三尺，筆畫雄健，結構勁挺。大詩人杜甫寫詩贊道(dào)：“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薛稷的隸書、行書被(bèi)列爲“能(néng)品”。薛稷的書法風格對後世影響很大，宋徽宗的“瘦金體”就(jiù)是受薛稷勁瘦書風的影響。明代學者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說到宋徽宗的“瘦金體”，“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号瘦金書”。晚清金石學家葉昌熾在《語石》一書中論及宋代皇帝書法：“道(dào)君（宋徽宗）雖青衣受辱，藝事(shì)之精，冠絕今古。其書出于古銅甬書，而參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所稱瘦金書也。”我們今天的仿宋字源于薛稷。

在今新绛縣城北端的高崖之上，有一古寺，名龍興寺，始建于唐，原名碧落觀，唐高宗時改稱龍興寺。寺内有一碑亭，亭内是稱譽全國的書法藝術名碑《碧落碑》，系唐高宗鹹亨元年（670），唐高祖李淵第十一子韓王元嘉的幾個兒子爲其亡母房氏祈福而立。文爲篆體，共21行，每行32字。碑文的篆字與常見的篆字不同，是在前代諸家古體書法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創造出的一種姿态優美、獨具風格的新古篆體，舒暢秀逸，是曆來金石家、書法家推崇的珍品。如果沒有相當的古文和書法功底，實在難以辨識和通讀《碧落碑》全文。因此在立碑200年後，鹹通十一年（870），有個名叫(jiào)鄭承規的人用楷書將(jiāng)碑文釋出，刻于另外一石，以便後世識讀和臨摹。“自宋以來，篆書家奉此爲金科玉律，莫敢輕易一字。”《碧落碑》之中，甲骨文、金文、秦篆，無所不包。全文用了30多個假借字；重複的字，寫法各異。《碧落碑》是中國現存唯一用所謂古文書寫的碑文。

裴行儉，出身于河東聞喜裴氏，文武雙全，是將(jiāng)軍中的書法家、書法家中的將(jiāng)軍。張懷瓘的《書斷》，把裴行儉的章草、草書、行書都(dōu)列入能(néng)品，可見其造詣之高。裴行儉的作品多已失傳，從其書丹的《唐殿中監萬俟肅墓志銘》可以領略他的書法風韻。該碑用筆以圓筆爲主，結字方正，典雅遒麗。宋元之際的大書法家趙孟對裴行儉的書法十分推崇，有行書作品《論裴行儉書法》。

唐《姚元慶墓志銘》出土于1991年，現藏于芮城縣博物館。有關專家認爲此墓志的書法藝術價值很高，爲國家一級文物。姚元慶卒于武則天稱帝初期，該墓志反映了武周時期特有的楷書風格，既有初唐楷書俊秀之神韻，又趨于唐中期楷書的寬博，屬于唐代楷書過渡時期的作品。整篇銘文筆勢遒勁，方圓結合，典雅秀美，屬于唐代楷書碑刻精品。

《大唐栖岩寺故大禅師塔銘》刊刻于天寶十三年（754），原來隻有拓片流傳，2015年原碑出土于栖岩寺塔林，現藏于永濟博物館。塔銘爲行書，深得書法界贊譽。當代著名書法家啓功先生評曰：“天真爛漫，寓古淡于遒媚，足以上逼山陰、下啓米老。”可見此碑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